近年来，随着国内各大知名高校“百年校庆”的相继举行，大学校长这一群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我，生活于象牙塔之中的普通学子，对于高等教育的领军人物不仅充满了敬意，更有幸近距离感受他们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如沐春风。

采访王立人院长是在本书即将完成之时。其实早在暑假期间，就获悉王教授将出任城市学院院长。一方面我迫不及待想见到新院长，另一方面也深谙“说大人则藐之”，反复思忖准备些什么话题。

但是当我坐在王院长面前时，立即被他儒雅的气度所吸引，为他平易的言谈所折服，浑然不记得手中的采访提纲了。


“我们自豪，因为我们出身名门”

暑假归来，发现南北校区之间的地下走廊正在举行某个展览。与以往的展览不同，这次的展板选用青灰作为底色，颜色略显暗淡，但是在暗淡中又隐约露着一股希望，仿佛一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长者平静地诉说。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匆匆赶路的脚步---“浙江大学西迁历史展”几个大字印入眼帘。

采访王院长，他说的最多的也正是浙大西迁史。王院长告诉我，今年五月在紫金港校区已举办过这个展览，师生反响强烈。他和胡书记来到城院后，认为城院学生应该了解这段历史，继承浙大求是精神。

王院长说：“浙江大学一直有‘在逆境中奋起’的精神。” “在20世纪30年代末，竺可桢校长带领浙大师生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从1937年到1940年，浙江大学内迁四次，历程2600余公里。出发地点以及行进路线与红军长征上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正是召开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国家领导人彭真把浙大西迁办学称作‘文军长征’”。

“１９４０年，浙江大学迁至湄潭。湄潭县政府将办公用的湄潭文庙让给浙江大学做教导部，在县城、永兴两地，湄潭人民把浙江大学相中的房屋都让出来，供浙大师生教学和生活之用。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的七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是浙大办学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浙大师生与湄潭人民同饮一江水，同吃一锅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艰苦的战乱岁月。”

“那几年是浙大科研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罗宗络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那里取得的，最主要的代表性论文也是在那里写成的。生物系谈家桢教授1944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尔后又用两年时间搞清了这种现象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发表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在国际遗传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时任英国驻重庆领事馆官员、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的李约瑟博士到湄潭考察后，曾赞誉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这是广大求是学子所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一件轶事。但因现存文字记载上无从查考，故有人质疑李约瑟当年是否的确如此说过。为此，1990年，时任浙大副校长的薛继良教授率团访英时，专程拜访了九十高龄的李约瑟博士，并就“东方剑桥”一事专门求证于博士本人，得到了其亲口确认。后来退休多年、体弱多病的薛校长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郑重地将当时的谈话记录交给我，嘱我作为重要史证好好保存。”

王院长说起浙大老学长办学的艰辛和取得的成绩滔滔不绝，而我的心情随着他的讲述起伏跌宕。

“‘出身名门’并非一种讨人嫌的妄自尊大，而是意味着一种优秀的文化气质传承，这种气质是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来的。我们推出这个展览也正是想让同学们了解浙大的历史，会因为‘我是求是学子’而自豪！不了解历史，哪来的自豪感呢？”

“我从不承认我们是‘二级学院’”

在出任城市学院院长以前，王院长是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城院董事会成员。每年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他都会参加。---这是采访前我仅有的对王院长的了解。

王院长告诉我，城院创办时，他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从参与同当时的市长仇保兴协商到举行新闻发布会、成立筹委会，每一个环节都亲身经历，对城院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深知潘校长创办城市学院的理念。

“一所大学的风格形成和它的文化积淀有关，而城院短短几年就在国内打响了知名度，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您认为它的‘捷径’在哪里？”

“城院是高起点规范办学。我从不承认我们是‘二级学院’，城院从一开始就有独立的校园，以独立的名义招生，颁发独立的文凭，和一般意义上的‘二级学院’不同。”

王院长把城院快速发展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城市学院办学依托了母体浙大的优质师资资源；第二，浙大派出了一批富有管理经验、配合默契的管理队伍；第三，浙江大学的“牌子”对城市学院的办学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确保了考生、家长与用人单位对一所新办学校的认可度；第四，借用英文的一句套语：“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城市学院传承了母体学校的文化积淀与精神传统----“求是”校训。

“这最后一点十分重要，这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也是一所名牌大学区别于一所普通大学的所在。林启永远是我们办学的老祖宗，‘求是’永远是我们的校训！”

“我不认为，几十年后城院会成为第二个浙大”

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不难发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只有能培养博士的研究型大学才是好的大学，培养本科层次应用性人才的教学型大学只能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现在很多大学都希望从教学型提升为教学科研型，最后成为研究型大学，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办学成功了。

面对这股提升层次的热潮，王院长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导向是错误的，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

“作为一个完善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不同的办学定位上有着不同的使命，而每个类型中都有最好的大学、名牌的大学。”王院长认为，中国眼下缺少这样培养高水平应用性创新人才的名牌教学型大学，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与成熟，这样的大学一定会应运而生，并受到社会（考生、家长及用人单位）的欢迎。由于我们办学的先天优势，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的办学定位，厘清思路，勇于创新，把求是精神和城院特色相结合，城市学院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中国最好的教学型大学。我不认为，几十年后城院会成为第二个浙大；但那时，在浙江大学的系统里，不但有全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还有全国最好的培养应用性创新人才的教学型大学!”

“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作为城院学子，我们坚信：在正确的定位之上，在新一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城院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注释：
1．浙江大学办学史：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01年起曾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1927年在原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校长竺可桢先生领导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蓝缕， 崛起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1946年秋学校迁返杭州。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７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浙江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动。其部分系科调整到省外兄弟院校，部分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之江大学、浙江省立医学院等院校组合重新建校。1998年9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浙江大学。新的浙江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浙江省共建共管。拥有一流的师资和研究水平，学科覆盖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理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11大门类，是中国目前学科覆盖面最广的高层次、研究型综合性大学。

本文收录于高颖盈新作《听你听我》（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