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冰(左)与城市学院外籍教师座谈交流

编者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通信工程专业2005届毕业生姚冰近日考取了外交学院研究生，这件事在校园引起了热烈反响。目前，城市学院学生考取名校研究生已不是新闻，但一个独立学院的工科学生能被国家外交学院录取还是一件新鲜事。城市学院院长鲁世杰说：“一个学通信工程的学生，在一个没有外交专业的独立学院里，居然考上了外交学院的外交专业，这个跨度多大啊！”“我最感兴趣是一个工科学生怎么会去考外交，而且考取了。这个“基因”在哪里呢？”为此，鲁院长专门召见了姚冰同学，并写下了以下这篇充满感情的文章。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院长 鲁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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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考研尘埃落定之后，我收到一封E-mail，发信人是商学院的年轻教师傅年烽，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学生朋友姚冰考上了外交学院外交专业，建议我找这个学生谈一下。一个学通信工程的学生，在一个没有外交专业的独立学院里，居然考上了外交学院的外交专业，这个跨度多大啊！

一天下午姚冰如约而来，第一眼是在光线不太充足的走廊里看到的，中等偏高的个子，瘦削，很有精神。握手之后请进办公室坐下，再细细端详，只见他长得眉清目秀，戴着一副眼镜，很英俊，坐在那里腰板笔挺。

我最感兴趣当然是一个工科学生怎么会去考外交，而且考取了。这个“基因”在哪里呢？

姚冰的父亲早年学习法律，若非命运阴差阳错，或许早已是知名律师或教授了，现在却在商海沉浮。他父亲有儒家入世的职场敬业和道家出世的生活旷达。写得一笔好字，一手妙文，从小对姚冰培养辅导，一丝不苟。很早以前，父亲送给姚冰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后来姚冰在《红楼梦》里看到这句话，深以为然。

姚冰从小对父亲有种敬畏感，长大亦然。这种敬畏感与亲情感并不矛盾，长大成人后它洋溢着感恩。对父亲当年课子的严厉感到庆幸与理解，甚至幻想以后自己为父时也要这样。读《曾国藩家书》，都有一种面对后代、大声吟诵、修身教子的冲动。家族相传，国家万世。而当姚冰和他父亲讨论时事或文章，交谈情感与人生时，那种敬畏感便化为对父亲阅世的尊重。当有争论与分歧，姚冰既婉言相陈，也保留于心，让事实去检验，这是一种对父权的维护。而学外交的种子可能就在这个议论时政国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种下了。因此中学时代的姚冰就看了很多有关中国近代外交的著作。

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旧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另外半个就是晚清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前两位是职业外交家，李因非专职只能算半个。顾维钧作为国际联盟关于“满洲国”问题的李顿调查团的中方首席代表，不断遭到日本方面的威胁和恐吓；周总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原定坐机遭国民党特务破坏爆炸，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但总理仍不改前往万隆的决定，并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赢得了朋友；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谈判途中，被刺受伤。所以外交家个人的生死安危总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外交官难当，弱国的外交官更难当。这更坚定了富有爱国情怀的姚冰从事外交的志向。他告诉我，前不久因中日关系举国上下再次掀起关于中国外交的“软硬之争”，当他看到外长李肇星、驻日大使王毅、政府对日政策宣讲团团长兼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等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他都有种不同以往的别样的情感。

然而承载了姚冰四年大学生活的却是通信工程专业，与外交毫不相干。对此他时常向人解释，这种跨越好比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个人的奋斗的规划也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工作解决温饱，第二步是实现治平理想。高二分班时，由于他的文理成绩相当，基于理科比文科择业面宽的认知选择了理科，高考后顺理成章地报考了当时的就业热门通信工程。由于他的理科成绩也还不错，学成后温饱应不成问题，第一步目标基本完成，于是向第二步目标迈进。

在城院，姚冰结识了傅年烽老师等人，他们虽然专业各异，但都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他时常聆听到他们关于历史、哲学、诗词的评论。韩愈在《师说》里开宗明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排在第一位的，授业才是其次。

潘雨老师是台湾问题专家，讲授“国际政治关系”课程。复试前，她把姚冰引荐给浙大国际关系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为他解惑。钟学敏老师是美国问题专家，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在姚冰初试时也给他许多复习和答题的建议。傅年烽老师把自己在复旦求学时的英语听力材料送给姚冰作复试之用。

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23岁的姚冰踌躇满志，浮想连翩。手中拿着他最钟爱的一本书，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心中背诵着李鸿章20岁时赴京参加京畿会试途中所做的十首七律之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李鸿章传》是姚冰“京畿会试”所带唯一的一本书。此书他中学里就读过，备考外交学研究生以来也时常翻阅。他独爱这本书的原因，一是梁启超所著，英雄识英雄，非后世传记作者能及；二是他钟情李鸿章这位传主，并期待李给他发挥的灵感与勇气。

提到《李鸿章传》，就不得不提到李本人。对李一生功过是非的评论不是现在的姚冰所能，也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上面所引的那首诗的气势已浩然于天地，向世人展示了青年李鸿章“著史”、“封侯”的宏大志向，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姚冰。

姚冰这次赴京赶考是和父母一起去的，并非姚冰稚嫩，要爸妈陪同呵护，而是因为对父母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精神享受，特别是对姚母而言。

姚冰的妈妈放弃了好几次单位组织去北京旅游的机会，就因为盼着她的儿子带她去北京。这次终因儿子成行，单位里的人都赞她有先见之明，不过这一先见在儿子读初中时就已产生了。父亲时常出差，带给儿子的礼物基本上是书。有次买了本《在北大等你》，之后，母亲的心就在北京等儿子了，这一等就是十年。

父母的期望对懂事的孩子来说是一种有力的鞭策和强大的动力，姚冰没有让父母亲失望。到了北京后，姚冰坚持陪父母参观故宫，游览颐和园，一则尽尽自己的孝心，二则增加自己的历史感，为复试做准备。

复试那天，姚冰自觉以李鸿章当年入紫禁城觐见时的神态步入考场；考场内如跨越时空，得古今先贤指点，甚或先贤直接附体挥椽，安有不录取之理？姚冰虽然年轻，却已饱学诗书，在接到我秘书约他来面谈的电话时，他还重温了一下亚圣孟子的“说大人则藐之”的“教诲”。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所说的话并非只适用于他的时代，而是历经千年而不过时。孟子太了解中国人的国民性。他知道中国人去见大人物，仅仅劝其要不卑不亢是不够的，这样的话到时肯定卑躬屈膝。一定要矫枉过正，说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话，才能做百分之一百的事。所以游说大人物时，一定要抱有藐视的心态，到时刚好取得平等，这是对自己来说。另外，对大人物来说，他一般阅人甚多，接见时间甚紧，不发振聋发聩之音，不作慷慨激昂之势，不足以对你留下印象，更不用说采纳你的意见。”（当然，我绝不是个大人物，几十年来都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作者语）

“但当我一见到鲁院长时，就已经为他儒雅的气度所吸引，为他平易的言谈所折服，浑然不记亚圣的教诲了。当我知道他本人也曾有过机遇走上外交之路，却因当时的政治环境而选择数学时，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隔阂了。”

事实上，我们谈得很投机。我虽不是外交家，但在小学二年级时，每天放学后就到父亲的办公室“报到”，在那里我经常翻阅《全面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本书。书很厚，图文并茂，世界全国政府首脑、政治人物、军事将领的照片事迹都有，所以国家的概念早已深深烙在我的心中。长大以后对周总理特别钦佩和爱戴。邓小平复出后，作为访问学者在国外学习、工作长达三年半。在城院工作期间，为推进教育国际化，与国外名校也经常打交道。我深知一个不爱国的人不会受到外国人的尊重；一个缺少自己祖国历史文化底蕴的人也不会受到外国人的尊重。因此我对姚冰说：“中国的外交官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姚冰也很认同，他说“顾维钧在上海教会学校念中学，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外交和国际法，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他晚年回忆时却庆幸自己小时所背的经史子集。这种民族的认同感无疑是他后来作为中国的外交家，在列强之林捍卫国家利益的勇气来源之一。

此次连宋登“陆”，演讲中不乏古文的闪光处，昭示了两岸同根同源，代替了现代的政治语汇，跨越了历史的恩怨情仇。”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名言是姚冰为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